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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白银货币化对明代产生的影响

前言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晚明社会出现的令人瞩目的变化，主要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角度加以论证和解释。迄今学术界仍没有对货币经济在晚明迅速发展的现实给予足够的注意^[1]，很少留意白银在明代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以及白银货币化以后造成的重大影响。

白银货币化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白银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从官方非法货币过渡到合法货币，完成了货币体系的转变，最后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引发了社会巨变。是白银货币化使中国主动走向了世界，却也是白银的出现间接导致明代的瓦解。

在货币制度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与当时不稳定的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因果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虽说明朝统治结束的主要原因是官僚政治的党派之争和裙带之争、农民起义、清兵入关与及自然灾害四起而垮台，但无可否认的是，白银货币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确实加重了明朝的困境，侵蚀了明朝的稳定，让明朝统治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发展定型，出现失控与解纽的现象。

本文之所以要讨论白银在明朝扮演的角色，主要目的在于借鉴当时经验，今后避免过度依赖国外货币市场，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之间做好平衡。以本国产量稀少的白银作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等于完全依赖于外贸与世界货币市场，这样的货币政策显然是短视的。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供给[2]，白银短缺导致的通货紧缩或者白银价值编制导致的通货膨胀，必定对明朝经济带来致命的影响。

白银货币化的过程

自唐宋以来，"钱荒"的记载不绝于史，成为长期制约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国内金银矿藏不足以应付人口需求，而且中国银矿品位不高，开采往往得不偿失[3]，所以金银主要用于贮藏，民间一般使用铜钱作为交易媒介。到了宋朝，为了克服铜矿不足的问题，宋代纸币制度应运诞生。然而纸币制度却因为大量发行和伪造产生通货膨胀，最终在元末走向崩溃。纸币信誉不高的问题延续至明朝，由于铜钱只适用于小宗交易，明太祖朱元璋于是颁行了“大明宝钞”，却没有对发行量做科学的统计, 造成发行不久就大幅贬值的情况。[4]另外，又因为铸钱铜料不敷使用，明政府不仅数次下令销毁民间铜器铸钱，甚至将大内旧铜器47万余斤也用于铸钱，并允许将前朝旧钱投入流通[5]。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生产和交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钱荒却有增无减[6]，商品经济发展与钱币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大宗交易所需的高价值交易媒介一直是个待填补的漏洞。然而在嘉庆年间，西班牙人在美洲意外地发现了白银。就是美洲的白银，为明代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润滑剂——硬货币，迅速满足了中国经济对稳定通货媒介的需求，一举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货币问题，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就成为引进白银[7]。

白银的价格在中国大大高于欧洲[8]，白银可作为特殊商品，从欧洲贱买而到中国贵卖，这对外贸具有相当的推动作用。外界发现了需要以白银换取中国商品的事实后，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因此，美洲白银在16世纪后半期被大量开采出来，日本的银矿产量的突然急剧增长.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毫无疑问都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没有货币的流通，就不可能有活跃的市场，而当白银全方位的流通于当时的社会，就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日本和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人中国，为工商业的资本积累提供了条件，也促使中国市场得以和世界市场接轨, 中国商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通。

是白银，把中国到美洲、到欧洲、到南亚，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串了起来。一端是中国商品，另一端是世界各处的白银，两端相连就建立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世界市场雏形开始显现[9]。

正式承认白银地位

明朝成、弘年间，宝钞已败坏不行，面对外国白银的大量涌入, 朝野上下意见相左, 有以抵制外银、强化中央财政[10]的主张，也有以外银济钱顺应商品经济[11]的议论，也有以折衷的货币策略[12]来因对眼前局势的议论。丘浚奏上《大学衍义补》，其中对货币问题有专门论述。他认为纸币本身没有什么价值, 却要换取具有劳动价值的商品, 是不相等的, 由此否定纸币。明朝实行宝钞制, 大量发行, 使元末纸币之弊很快重演；却又针对民间交易用银的趋向一禁再禁，使民间不得不服从。,按照丘浚的说法，这是朝廷在欺骗人民。

隆庆元年 1567 ，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13]。这条法令，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银钱兼使”明确化的法令，也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推行，白银用作正赋，财政制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 发行纸币的明朝与民间社会的白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相持, 最终向白银让步了，由此显示出白银货币化的不可阻挡之势。

白银货币化对明朝统治来说具有的重大影响。一般来说, 以往史学界对明朝初年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治的研究论述颇多, 认为明朝是一个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强化的王朝。但从货币经济发展的视角，即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恰巧是相反的另一面。先有民间白银的流通, 后有统治者的承认, 这一过程正是白银货币化的最重要意义。建立货币信用体系是明朝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然而明初以来企图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只好顺应形势，选择通过 “外部输血”的方式——进口白银，而不是靠自己建立的货币“造血机制”来解决问题。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明代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是消极的。所以当过于依赖外贸、过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供应的问题浮现后，明朝完全没能力应付这场从未有过的经济巨变，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对于市场的失控已经没有调控能力。所以可以这么说，明朝专制统治在白银货币化过程中是被削弱而不是被强化了：王朝拥有的资源地让位给市场、国家作用让位给社会，它意味着国家垄断货币权的权力丧失殆尽。

外银内流带给社会的积极影响

在白银贸易的推动之下，市场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 而是通过贸易与海外市场联系在一起了，国内市场扩展至前所未有的规模，一片欣欣向荣。外银内流带给社会最显而易见的积极影响在于专业分工城市和雇佣劳动制的出现，促成资产主义的萌生。此外，商贾阶级逐渐抬头，传统扶农抑商的观念遭到颠覆，社会各阶层日益平等。

一、专业分工城市和雇佣劳动制的出现

由于中国当时在手工业方面远远高于贸易的对方, 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丝、棉制品以及陶瓷和后期茶的生产在海外贸易中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因而形成了一大批以丝、棉、瓷和茶为主的专业市镇[14]，当地桑棉面积不断扩大, 湖州更是出现了“桑麻万顷”之家，淞江、太仓、苏州农民植棉, 不是为了自家消费, 甚至也不是为自己进行纺织, 而是直接出卖。

由于海外贸易对生丝棉布的需求量巨大, 江南一带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原来以家庭成员为生产者的规模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了, 因此, 雇佣人手进行生产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由于“织机”需要专门的技术, 也需要人手，所以在这个行业出现了早期的雇佣劳动形式。

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大小所限，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方式如果不是因为海外市场的大量需求和国内对白银的渴求，是不可能出现的。由此可见，白银推动了晚明中国社会的变迁——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由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由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二、商贾阶级的抬头

中国是一个商业历史悠久的国家，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强调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要避免商人以自己的财力左右国家的经济，历代皆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将商人列为士农工商四级之中的最末等，直至明初洪武和永乐年间依然奉行这一政策。然而到了明代中叶以后, 由于社会风气的转变，无论文人宦官，重视商业甚至推崇商业的已经大有人在[15]，并逐渐汇聚成一股社会思潮。无论士、农、手工业还是自由职业者，社会各个阶层都纷纷从事或参与商业。当时人称“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16]”，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接受“经商是善业，不是贱流”的观念。

中国的社会传统从来都是倡俭禁奢。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日趋繁荣，因商而富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也开始发生变化，倡俭禁奢的传统习俗也受到了挑战[17]。社会地位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所从事的职业, 金钱之多寡也成为一个判断的标准。既然商品经济发达了，除了读书仕进，转而从商也是种理想之道，士子也不排除以贾为业的出路了。在商业相对较为发达地区，更是出现了大批士人从商的景象，如徽州地区出现了“以儒而贾, 以贾而儒”。’如此大规模的士商交融, 提高了商人的整体素质。到了明代后期，更是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崇商的风尚。

不得不提的是，从消极层面来看，这种重视银子的风气对社会也是有害的。白银货币体系将社会各阶层无例外地全部包容了进去, 白银货币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推动了人们从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转变[18]。晚明中国狂热的拜金风潮，虽然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却也刺激了社会过分追求物质财富的畸形欲望, 加速了明代社会的腐朽[19]。明朝官员在明前期有所谓名节精神的内在激励和恐怖刑法的外部约束下, 官场风气尚好。转至后期, 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和诱惑下, 封建官吏以权谋私的心理暴露无疑。当时官以银得、政以贿成的现象已为人们所司空见惯[20]。政治官僚统治阶级的腐化得更加彻底，以至于后期征收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和各种苛捐杂税，弄得社会民不聊生，迫使农民大规模流亡。经济的繁荣不但没有使整个社会稳定成长，反而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把明朝初年制定的各项制度暴露无遗并急速崩坏。

白银货币化与明朝衰亡的关系

一、货币危机

在欧洲“价格革命^[21]”爆发后，导致世界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明末祟祯年间，社会出现了通货危机。就白银的流通与明王朝灭亡之间的关系, 在史学界有两派理论，一派人认为是因为国内白银产量呈现枯竭，美洲和日本银矿开采量减少, 无论国内还是世界, 白银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减[22]。由于银荒出现，农民不得不贱价出卖农产品以交纳租赋，以至黄宗羲说：“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23]。由于对白银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引起许多社会问题，从而导致明末经济的崩塌；另一派人则根据当时的交易量，证明当时白银仍大量流入中国——在明朝灭亡最后72年间，海外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24]。以此证明货币的崩塌与量无关[25]，而与白银价值下跌有关。由于白银单位价值下跌, 银贱物贵，与以往比较, 同样数量的小麦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 这使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银贱物贵，从1626 年到1640 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导致严重的干旱和洪涝，米谷类实物相当缺乏，市场一片萧条。

无论如何，晚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系在白银上，就这两方面来说都有可能：因为当货币完全依赖外来市场，无法自给自足，而开采银矿的国有机关中饱私囊，国产白银只在上层流动，国内国外的白银很少流入民间，就会造成势不可挡的银荒；另外，白银价格不可能恒定不变，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作用下，白银的价格必将逐渐地回落，于是一场经济危机, 即通货膨胀迟早要到来。

作为当时人, 顾、王、黄三大思想家已经注意到白银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无一例外地都提出了废银论。一举废银，从货币进化的历程看，白银货币化是不可阻挡的变革趋势，这种论调显然是不利于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的，似乎过于守旧。然而仔细观察就可得知，他们主张废银是以反对王朝掠夺、豪强兼并，同情农民疾苦作为切入点的：白银的积累，从一方面说，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形式，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白银不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是集中在统治者权贵手中，就起不到这种作用。正是白银，使上层阶级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26]，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即使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也在迅速枯萎。

二、粮食危机

明代市场的扩大使得中国商品占据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促进了劳动的专业分工，但它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即农业过度市场化而导致的粮食危机。

安徽、江苏、浙江地区的农民为了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粮食。但是到了灾荒年头，这些当年曾经是自给自足的地区，就会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当时的运输交通绝对不如今天，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有白银也买不到粮食，如果国家救助不利，那么巨大的灾难就不可避免了[27]。

在这个意义上说，1640年代导致明帝国灭亡的粮食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天灾，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大批的人饿死并不是由于单纯的灾荒，而是由于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太高，买不起粮食而导致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加剧了农业危机。这也就是说，明代经济的最终崩溃不是由于明代的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而是由于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了市场造成所致。

结语

表面看来，明朝是亡于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但经济的崩溃难辞其咎，也是把明朝逼向垮台的推手。而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明代一开始选择以来白银进口以解决货币问题的缘故。

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本是由下至上的不寻常现象。当初明中叶朝廷实行了用赋征银的一条鞭法，由上至下主动承认白银的货币地位，对经济发展而言，本是美事一桩。然而，这个顺应局势的政策，却使它的财政和经济由始至终都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和价格起伏的制约。另一方面，外向型的经济模式促使国内农业生产趋向专业化，从而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由于粮食方面不能自给自足，结果最为市场化的地区最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也就是说，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恰恰是促进明朝在嘉靖、隆庆和万历时代经济繁荣的因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明代国家太致力于“发展”，而忽略了最基本的“保护”，也就是忽视了货币安全和粮食安全[28]。这一系列由白银惹出来的祸，使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社会动荡加剧，明朝就在内忧外患夹攻的情势下灭亡了。

[1]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 见梁方仲．《明代银矿考》〈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页90，1989。他直言"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

[3]见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亚出版社，页617-619，1991。据全汉升统计，明代中国银矿含银量在0.003％-12.5％之间，一般在1％以下；而同期秘鲁波托西银矿含银量为50％，新西班牙银矿含银量为5％-25％。

[4]见王丰．〈刍析白银货币化对明朝社会的影响〉，《中国市场》，2008年第05期。据王风说，大明宝钞发行至六十年, 纸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至一千贯抵一两, 已经贬值千倍。

[5]就宝钞而言，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的宝钞，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实际价值就跌落到面值的5 ％-16％，后世所发行的宝钞实际价值就更加低落。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一贯宝钞竟然只能兑换一文铜钱。见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册，第586页，新亚研究所，1991年。

[6]见梅新育．〈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学术研究》，1999年第2期。

[7]见赵丹．〈重新省视明代的白银货币化〉，《法治与社会》，2008年第10期（上）

[8]见万明主编（2005），《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页230。书中写道：“从白银与黄金的世界比价看，当时中国的银价较高，在中外金银比价上，中国的金银比价是l：4，而在欧洲，至少是1：12。”

[9]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 《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10] 以侯询、吕维祺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国家自行安排与调配，才能应对眼前的社会问题。见侯询〈鼓铸事宜〉, 孙承泽编《春明梦余录》,卷三八、吕维棋〈条议钞法揭〉, 王婆编著《钱币当议再续》

[11] 以张溥、宋应星、陆世仪等为代表，他们肯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地位, 同时强调民间经济力量的重要性, 以银的大量应用弥补铜钱的不足, 推动经济的发展。见张溥，《七录斋论略》，台北伟文图书公司；宋应星，《宋应星佚著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世仪〈论钱币〉, 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卷五十二。

[12] 以蒋臣、冯梦龙、陈子龙为代表，他们认为国家与民间力量同样重要, 两者相互为用才能解决银贵钱贱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见陈子龙等著，《皇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

[13]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页217，2005。

[14]这些商业市镇如太湖周边的蚕丝市镇、太仓地区的棉市, 以及苏州近郊及沿长江各地的米粮市镇, 多数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松江、太仓以及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嘉兴及杭州、常州各府。在明朝宣德年间, 国内已有较大的城市三十余处, 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 都更为发展了, 不少州县都各拥有几个或几十个市镇。如苏州吴江县, 在弘治前公元一年只有三市四镇,嘉靖时公元一年则增为十市四镇到明末清初则又增为十市七镇。

[15]以士大夫来说，陈确将士人的逐利辩解为“学者以治生为本”，东林党的赵南星也有这么一番话：“士农工商, 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 即把“士、农、工、商”四业都看成是人生的“本业”，并认为农工商诸业都可能出现圣贤英杰。此说就隐含了“农商皆本”的理念。吏部尚书倪岳坚持“通商亦富国之说”，认为发展商业对国家、对黎民肯定好处。张居正也有“以厚农而资商”、“以厚商而利农”的思想。

[16]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三《史九》，中华书局，页112，1959。

[17]比如嘉靖年间，上海学者陆楫提出了崇奢黜俭论，为奢费辩护。

[18]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第2期。

[19]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

[20]见王丰．〈刍析白银货币化对明朝社会的影响〉，《中国市场》，2008年第5期。

[21]或译作“货币革命”。

[22]见韩琦．〈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

[23]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北京中华书局，1934．

[24]见艾维泗．《国际白银的流动和中国经济，1530—1650》 (Atwell, Willianm S.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 95：68-90)，1982.)

[25] 见阿谢德．《财富之源：中国的钱与货币政策，1000—1700》(Adshead,S.A.M. Review of Richard von Glan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202-203.)，1998.) 阿谢德的研究显示，明朝最后几年中白银的输入量是增加而不是下降。

[26]见李宪堂. 〈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27]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大批的人饿死的同时，是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

[28]见邹进文.〈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关于用银问题的论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4卷第6期。